如今，美國人在很多方面都無法達成共識。然而，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卻一致認為，中國代表著對美國及美國長期以來領導的國際秩序的生死攸關的挑戰。美國內部的分裂與對外妖魔化中國的趨勢相結合就使得中美之間的競爭與博弈日益不可避免，甚至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后果。
當今流行的社交媒體助長了美國的內部分歧，通過為用戶提供量身定制的內容，營造了“回音室”效應，助長而不是挑戰那些可能是偏激的信念和價值觀。 不同的觀點即使能夠進入回音室，通常也會被沾污及失真。當回音室內有人質疑同質固化的單一信念時，他們往往會立即被排斥或面臨被數字化載體平臺“取消”的風險。
在美國，這種對不同觀點的超敏反應及妖魔化習慣不僅壓制了正常的對話，也縮小了從分歧升級到沖突之間的距離，甚至會鼓勵暴力行為。由于政治領袖未能提供正義、安全和公平機會而導致的民眾沮喪情緒進一步加劇了美國的社會矛盾。
美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也顯示了同樣的趨勢。例如，美國國務院剛剛發布的報告“來自中國的挑戰之要素”對中國共產黨進行了妖魔化的描述，稱其“在尊重個人自由和人權方面沒有受到約束”。
該報告還煽動人們對所謂的中國“威權體制的目標”和“霸權主義的野心”的恐懼，別有用心地暗示中國企圖將其自身的政治和社會模式注入到美國創立及領導的全球秩序。報告還建議美國在國際上建立針對中國的統一戰線，并在必要時通過軍事力量確保世界的“自由”。
中國當然不會看不到來自美國的敵意，也一直在對美國的體制及政策進行中國自己的獨立評估，結果是發現了越來越多的負面印象。對于中國的領導人、公民和企業而言，現在似乎越來越清楚，美國遠非一個理想的自由和機會之土，而是一個面臨四分五裂的社會，被系統性種族主義、不平等加劇，及缺乏公共利益目標等負面因素所困擾。而這些長期以來積累的弊端，在過去都被美麗的“美國夢”幻想所掩蓋。
此外，美國不僅難以成為民主的典范，還具有高度扭曲的政治制度。它的體制，包括選舉人制度、參議院和最高法院，以及諸如操縱選民歸屬地、戰略性減少投票點以及繁瑣的選民核查規則等做法，意味著并不一定是多數人支持的政治領袖在統治美國。實際上，富裕的政治捐款人可以通過籌款運動及購買媒體來獲得影響力。
在特朗普執政期間，中國長期持有的與美國合作共贏的幻想不斷受到挫折，中美構筑建設性雙邊關系的希望正在減弱。雖然可以肯定，新當選的美國總統拜登是不可能持續特朗普設計的過山車式的中美關系，包括突然襲擊、逆轉、中斷、及幾乎導致災難的驚險場景。 但是，減少混亂并不一定意味著減少對抗：拜登在競選時也狠批中國領導人，并承諾將協調西方陣營來領導一場“施壓、孤立和懲罰中國”的運動。
因此，中國也在為最壞的情況做準備。這可能意味著特朗普將繼續進行貿易戰，或者繼續無理指責中國傳播新冠疫情。甚至也可能包括制造涉及臺灣、南中國海、和中國西部邊境的軍事緊張局勢。
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會陷入美國式的孤立主義和妖魔化對手的陷阱。相反，盡管有些外交官采取了嚴厲的“戰狼”式反應，中國已采取重要步驟在共同關注的關鍵領域推進國際合作。例如，在氣候變化方面，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大會上承諾中國將在2030年之前實現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并力爭在2060年之前實現碳中和。
在貿易方面，中國已經同意簽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而該協議的15個成員國占世界人口、貿易及經濟總量的約30％。令世人驚訝的是，習近平還表明中國會考慮加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全面進步協議（CPTPP）》，該協議是在特朗普將美國從最初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TPP）》中撤出之后才出現的。
而正在努力控制新冠疫情以及面臨雙底衰退的美國照理也應該采取類似中國的務實政策，因為貿易似乎是擺脫當前美國經濟困境的唯一途徑。其中就包括與中國的貿易，畢竟中國是第一個從新冠疫情沖擊中復蘇的全球主要經濟體，也是唯一在2020年實現GDP正增長的國家。
可是，只要誤解、敵對和相互猜疑還在主導雙邊關系，中美務實合作就難以實現。正如前美國國防部長吉姆·馬蒂斯（Jim Mattis）所說，美國具有兩個關鍵領導力量：感召力量和恐嚇力量。在與擁有14億人口的經濟強國中國打交道時，恐嚇是行不通的。在香港、新疆、和臺灣等內政問題上，中國不會屈服于美國的恐嚇。
但是，美國仍有時間利用感召力量來證明中美可以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的平等伙伴，共同面對人類共同的挑戰，但前提是必須回歸道德底線。包括中國人在內的許多局外人無法理解一個世界上技術最先進的國家如何能夠容忍25萬多人死于一種流行病毒，而一個貧窮的大國卻已通過簡單的公共衛生措施成功地在境內將這種病毒消滅。為了使中美務實合作真正發揮作用，美國需要表現出以“我們”的廣闊視野，而不是以“自我”的局限思維，來處理國際事務的能力。
正如拉比·喬納森·薩克斯（Rabbi Jonathan Sacks）所說：“世界被分為像我們這樣的人和不像我們這樣的人，因而失去了共同利益的概念。” 中國對多邊主義的持久承諾表明它理解這一問題，并愿意為共同利益作貢獻?，F在該輪到美國這樣做的時候了，需要就關鍵問題展開直接與誠實的建設性對話。
拜登的總統任期將是開展這些中美關鍵對話的絕好機會。但是時間至關重要。 如果拜登選擇挖溝，而不是對話，來開始他的任期，那么未來修改路線就會變得非常困難，甚至不可能。
沈聯濤是香港大學亞洲全球研究所杰出研究員，UNEP可持續金融顧問委員會成員。
肖耿是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金融實踐教授、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海上絲路研究中心主任、香港國際金融學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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